从公元前四世纪的陶渊明辞官归田，到如今的中国，四十余年间，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革。陶渊明在古代也曾感叹，坚守官场如同身陷囚笼，宁愿回归自然，过上简单而独立的生活。而到了现代，此种心态似乎放大成为整个社会的写照。自1978年以来，近五十年里，中国悄然完成了一项改革：逐步拆解集体的束缚，使个人的自由得以彰显。如今，我们可能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个人化”的时代。

有趣的是，这一过程并非源于个别人的思想或选择，而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副产品。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一历史性的“释放”过程。

在四十多年前，城市居民的生活轨迹大致如下：出生在工作单位的医院，接受单位的教育，继承父辈的职位，居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屋中，依赖单位的食堂满足日常所需，退休后又与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模式被社会学家称为“单位制”，这一代人也因此被称为“单位人”。

在这样的体系下，个人生活的点滴几乎都与组织紧密相连。无论是结婚、离婚，还是出远门，均需单位的证明和调解。而生活的基本物资，如粮食和布料，皆依赖于严格的配给制度，个人的身份被束缚在组织的框架中。在这样的环境里，虽然组织提供了生活保障，但个体的自由和私密几乎被完全剥夺，个人在集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这一制度并非出于某种恶意设计，而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运行的基本方式。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笼子”必然会被打开。

变革的第一步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签下契约，将集体土地分配到各个家庭，创造了被称为“大包干”的新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农民可直接获得土地的收益，政策首次明确个人的劳动与收入的直接关系。

两年后，城镇的转变也随之展开。1980年12月，温州的章华妹获得了改革之后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这个看似简单的许可标志着个体经济的合法化和个人身份的转变。从此，市场规则下，个体经济开始得到发展。

紧接着，改革大潮一波接一波地涌来。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正式确立，买卖、雇佣与跨地区流动的限制逐步解除。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单位不再分配住房，房屋市场化的进程开启。同时，医疗和养老制度也逐渐从单位体制中脱离，开始回归社会。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到了1993年，粮票制度废止，使得人们在基本生活上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或与某个集体的挂钩。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研究的人类学者阎云翔，曾对这五十年的变迁做过总结，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个人在私领域的崛起。随着制度的松绑，个人逐渐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么，解放后的个体又走向何方呢？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单人户已超过一亿二千五百万户，几乎每四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是单身。平均家庭规模已降至两个人，传统的三口之家这一概念在统计上已显得不再贴切。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逐渐缩小，而婚姻状况也反映了相同的趋势。2013年，结婚登记的数量峰值为1300多万对，此后便逐年下滑。至2024年，预测的登记数字将再度降至约610万对，而初婚年龄也持续推高。越来越多的人把婚姻视为可选项，有的甚至干脆从人生计划中删去。

这些统计数字描绘出了一代人的群像：独自生活，独自就餐，人生大事自己决定，独自承受压力。个体化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成千上万扇紧闭的门所反映的现实。

对于这样的趋势，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批评，认为当今世代过于自私，缺乏责任感。然而，这种观点很可能忽略了事情的因果关系。将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摆在眼前，我们可以发现：大包干让个人从集体中解放，个体执照使人摆脱体制束缚，房改将个人从单位权利中划出，市场则使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需要凭证。这些改革的方向始终如一——不断松绑。

虽然市场为解放出来的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让人们可以任意选择吃什么、学什么、走到哪里、从事哪种工作以及与谁共度余生，但它却未能为人们提供以前由单位、大家庭和亲戚朋友提供的归属感、支持和温情。旧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但新的联系并未逐渐建立，造成了空白与失落的感觉。

阎云翔对这一现象有一个著名的表述，所谓“无公德的个体”，常被用于批评亘古未变的人情淡漠。回归他的本意，这实际上是描述一个转型期的错位现象：人们在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意识的同时，却未能建立起新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